西夏试经补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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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天盛律令》没有规定考试的具体方式，经文目录的确定也多少显出些任意性。根据中原科举的情况推测，我们觉得那一定相当于现在的“抽查”，即对于

《天盛律令》没有规定考试的具体方式，经文目录的确定也多少显出些任意性。根据中原科举的情况推测，我们觉得那一定相当于现在的“抽查”，即对于《守护国吉祥颂》之类篇幅短小的经文不妨要求背诵，而对于那些篇幅较大的经文，考官仅需从每种任选一小段要求考生诵读就可以了。虽然我们不知道考官是否要求考生讲出自己的理解，但感觉考经义的可能性不大——就像西夏政府简化了中原的科举内容那样，他们不会过高地估计本地人的文化教育水平，对十几岁的童行来说，能做到准确流畅地诵读就已经不易了。

三

值得注意的是，《天盛律令》开列的经书题目有三个与西夏境内实际流行的经书题目在字面上并不一致。

1.梵文《天盛律令》“佛顶尊胜总持”从唐佛陀波利译作“佛顶尊胜”(《大正藏》T19,p0349c)，而西夏译本实题“”(胜相顶尊总持)，相应的汉译本也作“胜相顶尊”[18](35)。

2.梵文《天盛律令》“文殊真实名”从传统音译“文殊”，而西夏译本实题“

”(圣妙吉祥真实名经)，以“”意译“妙吉祥”。《大唐西域记》卷四：“曼殊室利，唐言妙吉祥。”(《大正藏》T51,p0890b)

3.梵文，《天盛律令》“伽陀般若”音译“伽陀”，而西夏译本实题“

”(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以“”字意译“颂”(偈颂)。《大唐西域记》卷二：“旧曰偈，梵文略也。或曰偈陀，梵文讹也。今从正，宜云伽陀。伽陀，唐言颂。”(《大正藏》T50,p0230c)又梵文，《天盛律令》音译“般若”，而西夏译本以“”字意译“慧”。《大智度论》卷八四：“般若名慧。波罗蜜，到彼岸。”(《大正藏》T25,p0650b)

显然，《天盛律令》的编者在这里采用的经题并非来自现实中的西夏译本。从这部法典的卷首可以知道，当时参与纂定的官员共有20多人，绝大多数都任职于“中书”和“枢密”这两大政府机关[17](107～108)，而作为政府宗教管理部门的“功德司”则没有一人参与其中。由此估计，这些编者一定对国内佛经的翻译流传情况缺乏实质性的了解，他们写这段文字之前至多是向下属部门的有关人员进行了口头咨询，而被咨询者则用当时的民间俗称随口做了回答。

不过，《天盛律令》对试经的规定里有一点值得称道，那就是为不同民族的申请人设计了不同的测试内容。我们不知道这个设想是不是受到了此前契丹或女真科举的启发，但可以视为多民族杂居地区特殊环境下的必要产物，尤其可以视为西夏政府在宗教管理层面上的创新。

对比童行测试的两组经文目录，我们看到法典为不同民族设定的试经内容略有不同。目前虽然还看不出这是出自怎样的考虑，但可以感觉到的是，西夏政府对汉人的要求似乎比对党项人和吐蕃人要高——如果不是用“抽查”的方式试经的话，《大随求》和《孔雀经》的全部经文加起来就有五卷之多。我们不深究这其中是否体现了对党项民族的优惠，只不过按照一般的想法，汉人念诵的佛经应该是所谓“汉传”，也就是从中原汉文本转译的，而党项人和吐蕃人念诵的佛经则不一定，至少里面应该有一些是据藏文本译出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若只看西夏文译本的来源，法典要求汉人念诵的经书里却有藏传的《大随求》和《孔雀经》，要求党项人和吐蕃人念诵的经书里却有汉传的《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和《观世音普门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党项人和吐蕃人念诵的经书目录里，《天盛律令》仍然把这个菩萨名译成了纯粹汉式的“观世音”(世音观)。既然西夏并不根据出家申请人的不同民族来设定所试经典的“汉传”和“藏传”，似乎在法典的纂定人心目中并没有佛教宗派的区分，那么由此引出的问题就是，西夏人在试经时究竟使用什么语言？

《天盛律令》要求被测试者“梵音清和”[17](402)，显然仅指诵咒，可是其中却始终没有提到不同民族的童行在诵读叙事部分的“长行”时应该依据什么语言的文本。当然，藏文本是可以首先排除的，因为20世纪所出西夏时代的藏文文献极少，而且基本上没有试经所要求的那些经书*黑水城出土的少量藏文文献收藏在英国国家图书馆，其中有一部分肯定不是出自西夏时代[22]。。黑水城出土文献里另有少量佛经抄本残片，在西夏字旁边写有藏文的注音[19]，其中也包括试经所要求的《金刚经》[11](卷首图版)，这表明西夏境内的藏族童行在努力培养自己用党项语诵经的能力以备考。事实上，只有藏族的高级僧官在传法时才用藏语，需要有人用西夏文翻译并记录下来。

文章来源：《考试与评价》 网址: http://www.ksypjzz.cn/qikandaodu/2021/0507/16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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