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武举制度和武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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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代的科举制度并不光是文科考试，其实还有“武科”考试，也诞生过相当多的武举与武状元。 在大部分人的脑海中，“武状元”就是鲜衣怒马的俊俏少年这样的形象。然而自历史长河

古代的科举制度并不光是文科考试，其实还有“武科”考试，也诞生过相当多的武举与武状元。

在大部分人的脑海中，“武状元”就是鲜衣怒马的俊俏少年这样的形象。然而自历史长河溯源而上时，可以隐约看到，千百年来中国的武举制度一直蹒跚地跟从在光芒四射的科举制度旁，那些武举人和武状元的真实样态，也和想象相差甚远。

公元702年，大权在握的武则天为了巩固统治，选拔人才，仿照科举制度设立了武举制，并且允许平民参加。在那个崇尚武功，风气开放的时代，武举以武艺为基础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因此唐代的武举考试更像是一场武艺展示的秀场。考试的内容包括：“步射”“骑射”“马枪”（即马上功夫）“举重”“材貌”“言语”“神采”。除去后三项外，其余的科目都与个人武艺有关。

唐代的武举制度以个人武艺为标准，因此选出的武将无论指挥水平如何，最起码都是一身腱子肉，单凭魁梧的身姿都能让士兵们敬畏三分。但是，唐代武举取士人数极少，唐代武官的产生途径又很多，像郭子仪那种由武举制度出身，之后成为传奇名将的武举人仅仅只是个例。

到了宋代，武举考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宋上承五代余绪，消化五代的尚武遗产花了很长时间，因此，武举一直没有重新开设。然而仁宗时期，西夏的崛起和原有武将集团的衰落，导致宋朝无人可用，武举制度又重新恢复。宋代武举虽然得到恢复，其侧重点却与唐代大相径庭。宋代的武举制度将重点放在了对应试者“谋略”的考察上。说是谋略，其实就是让武将把以《孙子兵法》为首的《武经七书》奉为经典，像儒生学习十三经一样，对这几部兵书死记硬背。

对武艺的考察，则简化为“马射”与“步射”，不仅纯粹考察箭术，而且标准降低了许多。步射要求的石数由唐代的一石变为九斗至一石一斗，马射则由唐代的七斗以上变为七斗即可。这种选拔方式用一句话即可概括：“策问 （文试）定去留，弓马定高下。”宋代应试武举还要得到将领或者文官的推荐才行，一般的农家子难以参加平常的武举，除非皇帝举办特别的选拔。

即便应试者能够顺利拿到推荐，通过了谋略和弓马考试，大部分情况下也不会得到带兵的机会。宋代的武将出身多样化，除了武举外，荫补、职业军人升迁也是重要的途径。由武举出身的武官被称作武选官，相比于荫补和职业军人，他们既缺背景更缺经验。所以在通过武举后，这些武选官的首要职责是担任各个地方的管库、税监、矿监。只有在禁军出戍地方时他们才会被调任为军队长官，而且禁军调走后，他们很可能又回到仓库和矿冶上去。这样一来，武举出身的人想通过武功出头更为困难。总之，经过宋朝的来回折腾，整个武举制度也越发的畸形。

元代武官以荫袭为主，所以武举制度无从发展。到了明代，虽然几经波折，但武举制度还是在大明朝开国一百多年后的1493年得以正式确立下来。明代的武举制度深受宋代影响，以“策略”考察为重，其次才是弓马术的考察。明末增加了“试力”“技勇”等对个人膂力的考察，但当时的明朝已经危若累卵，濒临灭亡。

明朝实行的是“军户”与将门“荫补”制度，武举对全社会开放，其主要的作用是对世袭的军官和军人阶层进行淘汰和更新。虽然“官”是世袭的，但那只是虚衔，军队中的职位必须要军官自己去挣。这时，武举制度就成为诸多将门子弟谋取更好职位的一大通路，因为拥有世袭官衔的人如果通过武举，会取得比普通人更好的职位。这样武举制度就很好地保证了世袭军官队伍的质量。从这一层面讲，武举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到了清代，武举制度才得到了正常的发展。清代承袭了明代的武举制度，文武兼考。清廷将文试称作“内试”，武试称作“外试”。第一场先考“外试”中的马射，第二场再考步射和技勇，技勇包括拉硬弓、耍大刀和举重，最后第三场再考策论。但在考策论时，卷子上要标明考生前两场的武试成绩以备参考。策论的考试内容也不断地削减，由《武经七书》减为《孙子》《吴子》《司马法》，最后甚至连策论都取消，只要默写出兵书百余字不出错即可通过文试。

相比于前代，清朝的武举人授官一律平等，不论是否有世袭头衔，只要成绩优秀就可授予高级职位。职业武人不必拿着诗书惺惺作态，只要舞好刀剑，照样能够出人头地，得到皇帝和官僚们的肯定。

从唐到清，绕了一大圈武举制度还是回到了以武艺考察为主。而中国古代的武状元们难以像文状元那样，以“状元”身份为跳板而成就一番伟业。

文章来源：《考试与评价》 网址: http://www.ksypjzz.cn/qikandaodu/2021/0507/16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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