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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三次决定命运的考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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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不能坐以待毙！冷静下来之后，我开始写申述材料，然后就是上访、邮寄材料，上门投递、面对面陈情、多方寻求支持。有人甚至建议我直接给邓小平写信，申述冤屈。就在这时，我得到可靠消息：本场有位也未过“政审”关的考生，被当地一所学校录取了。

看来，“政审”关并非牢不可破！我仿佛看到了曙光。原来，此时外地大学均已录取完毕，宁夏这所学校尚未招满新生，而“问题”考生和大龄高分考生便成为他们“物色”的对象。那么，我是否也有希望被录取呢？但“政审不合格”几个大字，足以让人“望而生畏”，很少有人有胆量敢于承担这个政治责任。后来听说，还是两位高层领导看了我的高考成绩、“政审”结论和连队鉴定（全是好评）之后，很为我感到惋惜，于是拍板决定录取我。

当我拿着录取通知书，迎着人们狐疑的目光，到场部办理入学手续时，居然没有再碰到阻力。那时，我心里还有点犹豫：如果再考，我有足够的信心考入全国一流大学，但是，下一次再给我来个“政审不合格”怎么办？能走就走吧，先逃出这个是非之地再说。显然，这是一种缺乏政治眼光的短视行为，也让我为此付出了难以挽回的代价：1978年7月，我找到了当年全国统一高考（1977年的高考分省出题）的所有试卷，发现所有试题都难不倒我。也许，我真的能够考入理想的大学！而第二年的“政审”，也不再是“拦路虎”了，“家庭出身”，再也不是一个人命运的决定性因素了！

后来，我在学校一间办公室里看见有一堆档案材料堆在地上，从中找到了自己的高考档案，只见牛皮纸档案袋上赫然写着几个大字：“政审不合格”。就是这几个字，几乎断送了我的前途。

如此“政审”，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说到“政审不合格”，有人可能会认为我家有多么严重的历史问题，我的长辈有多么大的罪恶，我本人犯下过多少不可饶恕的错误，实际上，这些全都不存在，相反，我的长辈做了很多善事，且以“大善人”闻名乡里，他们从没有做过任何欺行霸市、横行乡里、损人利己的坏事。说到底，就是过去有一点家产，去世多年的祖父因此戴上了“富农分子”的帽子（1980年，我家的成分又改为“中农”，“富农分子”的帽子自然也随风吹了）。最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居然将我一个亲属因为用废旧图纸练习毛笔字而受过记过处分的事，也记入我的“政审”档案，并作为我“政审不合格”的一个依据，这就有借“政审”名义打击报复之嫌了。

无论如何，我还是冲破“左”的阴霾，走向了人生的新天地，我的命运就此改变。而其他3个未过“政审”关的人，实际上也都没有多大“问题”，除了我们两个当年被录取之外，第二年，另两人再次参加高考，其中，农场学校校长的女儿被外地大学录取，高军也再次走进考场并再次上线，虽然因为考分不高未能上学，但不久就被农场学校录用为教师。

虽然没有被录取到理想的大学，已成为我终生的遗憾，但我毕竟因高考而改变了命运。

决定我命运的第三次考试，就是1984年11月参加的光明日报招聘记者考试。当时，我在一所师范学校任教，几乎每天都沉浸在教学相长的乐趣之中，几乎所有可以利用的时间都被我利用。每次登上讲台，看见学生们渴求知识的目光和专注听讲的神情，听到学生们当面或背后对我的赞语，我都很欣慰、很陶醉，而业余时间废寝忘食的写作又让我感到充实。我不仅在当地报刊，而且在《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等许多全国性报刊上发表过各类稿件。当《宁夏日报》《宁夏科技报》登出招聘光明日报记者的启事时，我居然无动于衷，因为我既没有告别讲坛的想法，也不敢想自己会成为那唯一的“幸运者”，更不知道这个“光明日报记者”该如何当、自己能不能胜任，我真是一点信心都没有。直到办公室的几位老师再三动员、鼓动，我才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悄悄去报名，然后又悄悄参加了为期一天半的考试，一连答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语文与写作三张试卷。其中，作文题是二选一，我在答完所有试题之后，看到还有时间，就把另一篇作文也一挥而就，居然没有任何涂改，直到我把整张试卷检查一遍之后，考试结束的铃声还没有敲响。但我当时对自己能考第几名、能否被录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完全出乎意料，我居然超过了许多名牌大学毕业生，高居榜首，考分也遥遥领先，我也因此成为三名候选者之一。但当报社最终选定我时，原单位却不肯放人了，以致让报社为我的调动大费周章。报社专门向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发函求援，随后，便有许多领导签署意见、很多人为我的调动而一次次奔波。经过半年多的周折，我终于跨进了光明日报社的大门。正是这次考试，给我提供了一个广阔的人生舞台，也决定了我大半生的走向，让我以“光明日报记者”的身份活跃在宁夏乃至全国各地，也让我作了只有在新闻岗位上才能产生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