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天佑，湖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原文刊载于《中国考试》2019年第3期第71-77页。 摘要:相较于前科举时代的选才方式，科举考试已具有相当程度的开放性，在形式上也具有平等之精神。尽管如此，它并没有也不可能向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机会。在科举考试竞争的调节中，财富、权力和家庭背景等这些考试之外的诸因素仍起着重要作用。由于科举考试的制度设计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尽管普通平民子弟有着相当广泛的读书和较低层次的应试机会，但往往止步于乡试，想要问鼎举业，实非易事。科举考试并非实行自由竞争主义，而是一种定额制度下的有限竞争，须具备相当程度的经济基础。科举考试成功者往往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与闲暇时间。实际上，科举考试有着相当高的经济门槛，并非想象中的那样亲民。 关键词:科举考试;科举社会;科举经济;考试公平 科举考试发展到鼎盛时期，已是一种在制度设计和执行程序上堪称公正严明的考试，“简派正、副考官，途次不得停留，以防关节。入场之后，有监临监试等官，严密谨慎，无敢一毫迁就，甚至围墙之上列以荆棘，以防外枪传递之弊，并有闱外兵防，搭棚看守，内外文武闱差各员，莫不照章办事。又恐墨卷易认笔迹，设有誊录、对读用官监视，何等森严。”[1]科举考试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行之既久，存在诸种弊端在所难免。 科举考试历来被认为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和平等精神，但事实上有着一定的经济门槛。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是否要以经济条件为基础?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被科举制度表面上的公平性所掩盖[2]68。从各种著述和材料来看，科举考试的开放和平等都是相对的。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眼光去苛求古人，而应承认科举考试在社会发展变迁过程中的典范价值，但同时也应注意，科举考试并非想象中的那样亲民，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而言，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能不过就如“高山上的花朵那样遥不可及”[3]。 1 科举考试开放和平等的有限性 科举考试常常被视为一个开放的制度设计。在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看来，科举考试使“官吏们都是通过一套精心设计的严密规章制度从民间遴选而产生，步入仕途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4]。钱穆也指出:“科举制度显然在开放政权，这始是科举制度之内在意义与精神生命。”[5]杨联升则进一步详陈:“依照政府规定，读书人只要有人保证身家清白，无刑伤过犯，就可以应考。从一般原则上说，是一种很公开的制度，可以把统治阶层建筑在一个广大的基础上。”[6]这些论断固然无虞，但这种开放更多的是一种理论上和有限程度上的开放，诸多制度性的或非制度性的社会限制，以及事实上的不开放和不平等，均体现了科举考试这种隐性特点。 科举考试的所谓开放，主要是相较于“前科举时代”而言，这一点无疑是成立的，这主要是因为前科举时代是一个“门第社会”。清代学者魏源客观评价了科举考试制度:“三代用人，世族之弊，贵以袭贵，贱以袭贱，与封建并起于上古，皆不公之大者。……秦、汉以后，公族虽更而世族尚不全革，九品中正之弊，至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至宋、明而始尽变其辙焉，虽所以教之未尽其道，而其用人之制，则三代私而后世公也。”[7]也就是说，科举考试不问门第和血统，主要以教育资格而不是出身的门第或世袭的等级来授予官职，在用人制度上显然更加具有某种开放性。而之所以说科举考试的开放性和平等性相当有限，主要基于以下6方面原因。 其一，社会的某几类所谓特殊群体，“定例，娼、优、隶、卒之家，不准考试”[8]，这些所谓“贱民”，均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事实上，出身于民间人士极为鄙视的阶层之人，即便参加科举，谋求出身，也是极为困难之事。参加科举考试的大多是读书人的子弟，无论儒家思想如何宣扬所谓“四民平等”的理想，中国社会依旧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身份等级。 其二，那些在社会总人口中占据一半比例地位的女性，从来都是被排除在科举考试制度体系之外的。虽然在世界上同一历史时期，女性也未获得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但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遗憾。美国作家布劳克斯·布朗(Charles Brockden Brown)也说:“在所有形式的非正义中，最恶劣的是以性别为理由，将人类另一半排斥在导向有用和荣誉的所有路途之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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